家乡尊称老师为先生。
史先生是我们高三的历史老师，60出头，退休后返聘的。虚胖，鼻头很大，左边的耳朵还缺了一块，讲话声音闷而含混，走路慢吞吞的，鞋跟常拖地有声。
史先生刚任我们课时，大家都奇怪这样的老师也会返聘。他上课实在平淡，再生动的历史故事到了他嘴里也枯燥无味。他从进课堂到下课，总是抱一本备课笔记，他读，我们记，很少让学生提问，也不关心课堂纪律，至多从眼镜横梁上面，看看谁在讲话。有时候咳嗽得厉害，就搬一张椅子坐在讲台前，据说是校长特批的。
只是他的讲课笔记，纵向发展、横向比较，清清楚楚，犹如答题的标准答案。史先生要我们背熟了，说高考85分不成问题，讲得那样肯定，我们都将信将疑。但往届的同学说，史先生有绝招，猜高考问答题，每回必中，大家都惊讶，再不敢小觑。
史先生家在外县，他一个人住在学校西北角的一间房子里，一床一桌，连电视机也没有。平常喜欢采些花草，养两只兔子，再无其他兴趣。据说他曾留学东洋，日本人侵华时，缺少翻译，逼他干，不想干，被一枪打掉了耳朵，文革期间，也就因为这段历史被下放到农村捡大粪。
史先生平时极少与学生交往。难得有一次，他课间有了兴致，捡一段树枝，远远地对着一根柱子掷去，树枝平飞着打在柱子上，如果换成一根铁钉，肯定会钉在上面。我们都玩不起来，我记得当时他是那样高兴，笑的甚至有些天真。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那样高兴，但都感到原来他是那样的和善。
那年高考前，史先生出了10道历史问答题，猜中了一半，我们很多人都考了高分。离校的时候，我去看他，他穿一件洗得不怎么干净的老头衫，很舍不得地拉住我的手，直说：“以后有机会，回学校看看，回来看看。”
送走了我们这一届，史先生回老家去了，不久就病逝了。同学大都进了大学，无法参加他的葬礼，但在信件往来之间都流露出了对他的深深思念。听说史先生把那套备课笔记留给了学校，字迹工整，一丝不苟。
虽然我们都知道，学历史并不是为了记住几件大事，但那时候，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考试拿高分。经过他的整理，我们背起来是那样清楚，直到现在，好多东西还记得很牢，就如不显山露水的史先生，一个平常的人，却那样长久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，留给我们那样不平常的印象。